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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90後薩莉·魯尼接棒了歌德、塞林格和村上春樹
來源:文匯報 | 黃昱寧  2020年10月14日08:08
關鍵詞:薩莉·魯尼

從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愛爾蘭90後作家薩莉·魯尼,毫不含糊地撕開表象,撿回了前輩們大多認為已經過時的話題,嚴肅地提出:在當下的社會體系中,當一個在任何語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難?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在一百年前就解決的問題,是否從未消失?

當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漸長就讀不進小説”作為老於世故的標誌,那些以青春和成長為主題的虛構文學便成了永恆的剛需。這種從未過時的類型在每個年代都需要尋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這個時間點上,沒有人會質問為什麼這個代言人曾經是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塞林格(《麥田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但是,處於“現在進行時”的薩莉·魯尼,只出版了兩個長篇小説就成為一種“現象”的薩莉·魯尼,實在是太年輕了。對於圍繞在她身邊的這些問號,她無法逃避,也無須逃避。

當然,學生時代就成為“歐陸第一辯手”的魯尼,一定也能從人們的追問中看穿整個文壇的微妙的焦慮。2015年,魯尼的小説處女作《聊天記錄》就收到七家出版社報價。對一部並非類型小説的嚴肅文學處女作而言,這並不是一件尋常事。全世界都在尋找年輕而獨特的聲音——既符合互聯網時代的典型特徵,又與文學傳統產生某種意義上的承繼關係。

第一次翻開《聊天記錄》,我在輕微的不適應中,首先驚訝於魯尼的直接。她把發生在社交網絡上的對話、交鋒、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態地嵌入小説中,絲毫沒有我們這一代可能會有的心理負擔:這樣寫是不是太滿了,太形式化了,會不會失去節制?回車鍵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説裏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總是心情不佳,試圖尋找免費的wifi”。他們約會的時候,女人先“把一條腿舉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條腿上”,然後隨口説:“我會想念在(網上)聊天的時候碾壓你的。”一個回車鍵之後,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會想念這一點。”

在《紐約客》的那篇關於魯尼的特寫中,作者對於《聊天記錄》中出現的“讀互聯網”(而不是在網上“隨便看看”)的説法頗為震動,覺得那才是“一個在數字語言裏土生土長的人”。魯尼語言中的那份清澈、鋭利、準確,與互聯網時代具有某種生理性的貼合,她的小説裏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網感”——她的“網感”自然生長的,滲透進對話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為邏輯。

在我看來,那篇特寫的靈魂是這樣一句話:“我們這個時代是個偉大的書信體時代,儘管沒有人全心認可這個判斷,我們的電話憑着對電話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讓文本變得無處不在。”饒有意味的是,在現代小説的早期歷史上,書信體小説曾經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國的《克拉麗莎》和法國的《危險的關係》奠定了現代小説複雜性的基礎。一旦聯想到這一點,那麼《紐約客》的這個判斷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説史會在這個“新的書信體時代”裏開始某種輪迴嗎?魯尼會不會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現在下這樣的結論或許為時過早,但至少,我們因此獲得了一個有趣的細讀《聊天記錄》的理由和角度。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鋭利的語言並不是空心的——至少,魯尼避免讓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見。《聊天記錄》中的人物總是在自嘲與反詰中試圖挑開(限於人物的身份,他們常常還沒有“戳破”的勇氣和必要)消費社會的真相。文本中對於階層衝突的敏感甚至是相當老派的,以至於幾乎所有對魯尼的評論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紀的實質——畢竟,對階層、對人際關係中的權力結構懷有如此強烈的興趣,並試圖在文本中對它加以挑釁,這正是19世紀小説最重要的母題。

如果説,這樣的自覺意識在《聊天記錄》裏還是多少帶着試探性的零星音符,那麼到了魯尼的第二部小説《正常人》,就成了貫穿始終的迴旋曲。小鎮青年康奈爾一出場就是高中的全優生,與另一個全優生瑪麗安悄悄約會,而他的母親在瑪麗安富裕的家庭裏幫傭。當母親覺察到兩人的隱祕關係並提出與階層差異相關的疑慮時,康奈爾壓制住心裏隱隱的憤怒,反問道:“她(瑪麗安的母親)不介意你給她家做衞生,卻不喜歡你兒子和她女兒一起玩?太搞笑了。這簡直像19世紀的觀念。”

康奈爾對“19世紀觀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們打開19世紀狄更斯的名著《遠大前程》,幾乎每一頁的關鍵詞都是“上等人”(gentlemen)——無論是對窮小子、富家女,還是律師、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個簡潔直觀、與階層鮮明對應的標杆。千禧一代與此自動劃清界限,但是他們同時掉進了新的、更為微妙的陷阱。在小鎮的環境中,瑪麗安這樣的出身背景和思維方式是絕對的少數派,同學們都能隱隱感覺到她的未來將不會侷限在小鎮裏——他們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對瑪麗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於集體無意識的行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熱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無形的壓力之下,康奈爾甚至不敢邀請瑪麗安一起參加畢業舞會。他可以輕易摒棄“19世紀的觀念”,卻無法拒絕周遭環境的共識;他不屑當個“上等人”,卻必須假裝做個跟夥伴們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鋭的二元對立,實際上比19世紀更19世紀。

一旦走出小鎮的環境,成為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的同學,康奈爾與瑪麗安的權力關係立刻倒置。瑪麗安所有與小鎮格格不入的劣勢都轉化成了社交優勢,她優渥的家庭條件也使她具備迅速趕上大都市的時髦的資本(儘管她並不張揚這一點,甚至未必自知)。這一次陷入交往障礙、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爾。當然,我們從小説裏也很清晰地知道,瑪麗安並沒有因此而獲得太多的快樂,難以言説的創傷和孤獨感並沒有放過她——正如當年,帶了別人去參加舞會的康奈爾,一點兒都不快樂。

在康奈爾和瑪麗安約會的那棟來歷不明的空置“鬼屋”裏,他們有過一段有趣的對話:

“就這麼空着,沒人住,他説,要是賣不出去他們幹嘛不把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誠地在問。

她聳聳肩。她也不太明白為什麼。

跟資本主義有關吧,她説。”

像資本主義之類久違的詞語高頻率地出現《正常人》裏,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語焉不詳的。模糊的概念總是包裹在一團潮濕的霧氣中。如果我們拿魯尼跟曾經同樣以文壇天才少女的姿勢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對魯尼盛讚有加)相比,會發現後者帶有明顯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徵。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龐大蕪雜,思維跳躍俏皮,注意給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膚色;她雖然樂於自嘲和反諷,但大體上願意張開雙臂,擁抱這個看起來正在努力抹平差異、彌合創傷的世界。反觀從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魯尼,她的筆觸那麼敏感、犀利,略帶青澀卻毫不含糊地撕開表象,撿回了前輩們大多認為已經過時的話題,嚴肅地提出:在當下的社會體系中,當一個在任何語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難?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在一百年前就解決的問題,是否從未消失?

好在還有真正的青春、成長的傷口、貨真價實的荷爾蒙以及破繭重生的愛情(“他們像兩株圍繞着彼此生長的植物”)填滿文本的空隙,讓這部小説不至於失去平衡感,沒有被嚴肅的命題抽乾一個好故事應有的濕度。當根據小説改編的劇集用耐心而穩定的近景、慢鏡頭張揚美好的身體時,你會覺得這畫面本身的説服力勝過了大多數台詞,你會相信惟有坦誠相見的肉身,才能與這個時常冷漠的世界抗衡。

(作者為翻譯家、小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