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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早期的文學史意識
來源:光明日報 | 徐志嘯  2020年10月17日09:32

一般認為,文學史意識的產生,始自歐洲,隨後是日本,日本系受歐洲影響而生;而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文本,乃問世於19世紀末的歐洲(德國),繼而,日本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出版了多部中國文學史。對此,學界一般無異議。但港台學者黃維梁等曾提出,中國在南北朝時期已產生了文學史的早期短篇文本——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道理(主張這個觀點的,還包括其他一些學者,但黃的觀點最鮮明)。應該承認,中國本土在南北朝時期,已有了文學史的早期短篇文本,不過,筆者所要特別闡述的是,不光是劉勰《文心雕龍》中的《時序》篇,且其《文心雕龍》其他篇章也多處涉及了文學史,還有,與劉勰時代相近的沈約、蕭子顯、蕭統等,也在他們的論著中,涉獵或表現了文學史意識。故而筆者認為,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已具有了明顯的早期文學史意識,而這個意識的產生遠早於歐洲和日本。

先看《文心雕龍》。《時序》篇毫無疑問,不僅涉及了文學史的意識,且作者以史的眼光,運用具體文字,系統地縷述了自上古迄南朝宋、齊歷代——唐、虞、夏、商、周、秦、兩漢、魏、晉、宋、齊的文學,包括每個朝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其中以《詩經》、楚辭、漢武帝時期文學為重點,完全可稱為一篇簡明扼要、重點突出、觀點鮮明的文學史——只是描述與評判的文字較為簡略而已。而且,在依歷史順序闡述的基礎上,作者特別提出了具有文學史意味的著名觀點:“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也即,文學的發展離不開“世情”與“時序”,這當中,包括政治條件、國家興衰、時代風氣、帝皇喜好、統治者文化政策、社會學術風尚等。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文學的發展離不開時代與歷史文化條件。可以説,整篇《時序》的闡發中,都貫穿了這個中心觀點。應該看到,《時序》毫無疑問具備了文學史的意識,可謂文學史文本的最簡略呈現。這還不夠,如讀者認真瀏覽《文心雕龍》全書會發現,除《時序》外,其實劉勰書中的論述,有多篇涉及了文體的闡發,這是它們分屬於各種不同文體類型的表述——自《明詩》到《書記》,共二十篇,包括詩、樂府、賦、頌、贊、盟、銘、箴、碑、雜文、史傳、論説等各種文體。這二十篇,分別闡述歷代文壇所產生的各種文體,劉勰以歷史發展的眼光,從文體分類的角度,作了具體細微的產生髮展、各自特徵及其代表作的闡述,這從今天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分體文學史的雛形。此外,《才略》篇按時代順序,分別述及各代重要作家,也包含了文學史意味。有學者或許會認為,從劉勰本人當時的寫作初衷看,他是結合文學歷史發展的過程,闡發各種文體的特徵、創作手法及其代表作,以作為《文心雕龍》旨在創作指導的具微展示——這話不錯,但客觀上,這些分文體闡述的篇章,無疑鋪展了分體文學史的軌跡,具有了文學史的成分,可以看作是文學史的雛形。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雖説屬於對文學人物謝靈運的傳記發議論,文中也闡述了沈約獨倡的聲律理論,但實際敍述的文字(前半部分),涉獵了戰國至南朝歷代文學的發展,且有精當的評論,不失為一篇簡要的文學史,其中清晰透露了沈約個人朦朧的文學史意識(沈約此文開了後世史書中文學或文學家傳論的風氣之先)。試看文中所述,從“周室既衰,風流彌著”開始,歷述屈、宋“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至於建安”“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最後説到靈運、延年“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對這些屬於前代文學發展史上的代表作家(詩人)及其作品,沈約均作了精當的點評,包括他們各自的創作特色、共同的祖式風騷、相互之間的異同比較,以及前後的影響關係等,足可稱為一篇簡明文學史了。由此可見,其時的沈約,已具有文學史的眼光了。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受沈約影響,形式雷同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也是文學傳記的篇末議論,題目所涉範圍似更廣些,實際論述乃偏於漢魏六朝。文中從“吟詠規範,本之《雅》什”開始,歷述曹植、王粲、李陵、張衡、曹丕、相如、揚雄……一路下來,點出他們各自的為文特色,以及在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作用或影響,也是一篇極為簡明的文學史,只是相比沈約一文,更着重於漢魏六朝時代,其所述及的作家順序,似按文體形式,在漢魏間前後略有跳躍。在敍述古今文學發展的同時,蕭子顯提出了“新變”的觀點:“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個觀點,無疑是從文學發展的歷史角度作出的辯證判斷,符合文學史的發展規律——強調突出“新”與“變”,唯有“新”才是“變”,唯有“變”才能出“新”,而文學正是在這“新”“變”中得到健康有序的發展。

蕭統《文選序》雖説是對其所編《文選》一書撰寫的《序》,而其《文選》本身,則是蕭統按自定標準編成的歷代文選集子,但他的選家眼光中,不免透露了朦朧的文學史意識——依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與衡量文學的發展。《序》文從上古原始時代“文籍生焉”説起,歷數詩、騷、辭、賦之代表作,其所述沿革變化,乃上古三代之文學發展簡史。之後,《序》文特別概括了各種文體的寫作特徵——包括頌、箴、戒、論、銘、誄、贊等,從某種角度看,這體現了簡明文體沿襲史之特色。當然,比起上述劉勰、沈約、蕭子顯,蕭統的這種描述與概括,文學史的色彩與程度要薄弱些。

從以上所述可見,中國的南北朝時期,毫無疑問,實際上已具有了早期初步的文學史意識,雖然這種文學史意識,較之歐洲19世紀產生的國別文學史意識以及問世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確實顯得簡單且稚嫩,還遠不具備系統的歷史科學觀念,且文本的呈現形式也比較簡短,但不可否認,文學史的觀念意識在當時的中國(公元5世紀前後)顯已具備,且不是個別人,而是一批文人學者。他們在所撰寫的文章中,呈現了較為具體的對文學發展的闡述(包括歷代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文學特徵的簡單描述概括),藴含了較為鮮明的能代表文學發展規律及特點的觀念意識,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體現了中國古代文人在南北朝時期,已具有了用歷史發展的眼光看待、分析、闡述文學的規律性發展的能力,這顯然屬於早期的文學史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