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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生態文學的歷史回顧與前景展望 ——汪樹東教授訪談
來源:中國林業文聯(微信公眾號) | 馮小軍 汪樹東  2021年01月11日09:41

馮小軍:汪教授好!非常有幸邀請到您與《生態文化》的讀者見面,向我們讀者朋友們談一下生態文學這個話題。您可能也注意了,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再次提到了“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話題。公報明確要求要全社會“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修復為主,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我學習公報全文特別是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容感覺很振奮,提高了做好推進生態文化工作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想聽聽您這方面的感受。

汪樹東:謝謝馮老師的訪談,也很高興和讀者朋友們談談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發展歷史和發展前景這個有意思的話題。您所説的《公報》中關於生態文明的闡述,我也注意到了。我認為,這是對於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指導性意義的、高屋建瓴的闡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曾長期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我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其中生態環境的破壞就是代價之一。因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強調生態文明的建設,就是對以往那種片面地強調經濟發展而忽視生態保護的國家政策及時而英明的調整。“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智慧正指引着中國經濟社會的生態轉型。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當然,要進行生態文明建設,不單單需要經濟、政治、制度的力量,同樣也需要文化的力量,甚至生態文化的建設是首要的、領先性的。唯有通過生態文化的全面普及,讓國人普遍接受了生態文明的基本常識和理念,文明轉型才有可能。因此你們的《生態文化》雜誌恰恰是這個時代最需要的文化雜誌,是具有生態文明引領意義的好雜誌!

馮小軍:我瞭解到您是長期專注於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工作的年輕學者,我很想了解一下您所受教育的背景,還有您是從哪一年開始從事生態文學研究的,您為什麼選擇了這個領域?

汪樹東:好的,我本科、碩士、博士均在武漢大學文學院就讀的。本科讀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碩士讀的是文藝學專業,博士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從2004年博士畢業後我就一直堅持從事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系統研究。為何會選擇這個研究領域呢?我想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與我個人的出身有關。我出生於江西上饒的一個山區農村,從小生活在青山綠水中,對大自然具有天然的親和感。我也希望以生態文學研究的方式在學術中重建這種與大自然的親和感。二是生態問題的現實刺激。我成長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國家經濟高速發展,但是我看到身邊的自然環境、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例如我故鄉就面臨着森林遭伐、石頭被開採、河流被污染的慘狀,由於農村過度使用各種劇毒農藥,我故鄉那裏一度連麻雀都絕跡了。剛到武漢大學上學時,東湖被污染得臭不可聞,到了夏天往往死魚飄滿湖面。更不要説長江的水污染了。這些都令我感到極為痛苦、迷茫。我想通過對生態文學的研究瞭解一下為何現代人會遭遇如此可怕的生態危機。三是和古典思想與西方生態文學的啓發有關。我個人非常喜歡老子、莊子的道家哲學,喜歡古典中國山水田園詩歌,它們讓我們對大自然心存敬畏。此外梭羅的《瓦爾登湖》讓我意識到簡單生活、自然生活的魅力,卡遜的《寂靜的春天》讓我們知道劇毒農藥對生態環境的殘害,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斷頭台》《花狗崖》等小説讓我領悟到其他自然生命的神祕魅力。

馮小軍:據我瞭解,王諾先生是較早研究生態文學的學者,多年前他出版的《歐美生態文學》就已經對生態文學給出了定義。他認為,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的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係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您認可他這樣定義生態文學嗎?能否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它與美國自然文學和中國古典山水田園詩歌、散文的差異和區別?

汪樹東:王諾老師的《歐美生態文學》是國內研究生態文學的開創性大作,我本人就深受該論著的影響。我認為王諾老師對生態文學的定義是非常完善、科學的。對生態整體主義的強調,是生態文學的立身之基。他同時強調了生態文學的生態責任、文化批判、生態理想、生態預警和生態審美等特點,這已經相當完備了。我研究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基本上是立足他對生態文學的這個精準概況之上的。那麼生態文學與美國自然文學的差異何在呢?美國自然文學往往是指那些描繪大自然的寫實性的散文作品,例如梭羅的《瓦爾登湖》,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鑑》,約翰·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亨利·貝斯頓的《遙遠的房屋》等。如果從生態文學角度看,美國自然文學可以歸入生態散文一類。但是生態文學還包括生態小説、生態詩歌、生態報告文學乃至生態戲劇等。因此自然文學的範圍比生態文學小。至於中國古典山水田園詩歌、散文雖然也寫大自然,但是那是在工業文明以前,是在生態危機出現以前的文學,雖然有不少古典山水田園詩歌、散文也表現出鮮明的親近自然、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態意識,但是它們普遍缺乏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整體觀,因此算不上現代意義上的生態文學。不過,古典山水田園詩文對於現代人的生態意識的培育依然具有一定的價值。

馮小軍:我感覺我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勢頭很強勁,突出表現是創作者越來越多,理論研究不斷深入。但是我也有那種“茫茫九派流中國”的感覺,很熱鬧,卻沒有那種標誌性的人物和事件凸顯出來,您作為專門研究這方面的年輕學者,感覺我國生態文學發展的整體狀況怎樣?請為我們梳理一下它的發展脈絡,談談它的特點?

汪樹東:您的感覺是比較準確的。其實,當代生態文學的標誌性人物和事件還是有不少的,只不過我們的歷史研究和理論概括還沒有來得及跟進,導致許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被歷史風塵湮沒了。例如就生態作家而言,徐剛、葦岸、胡冬林、古嶽、于堅、雷平陽、雪漠、遲子建、姜戎、劉亮程、韓少功、張煒、陳應松等都是標誌性的作家;而徐剛的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葦岸的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的散文《山林筆記》,古嶽的散文《誰為人類懺悔》,劉亮程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韓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于堅的詩歌《哀滇池》,雷平陽的詩集《雷平陽詩選》,雪漠的長篇小説《獵原》,遲子建的長篇小説《額爾古納河右岸》,姜戎的長篇小説《狼圖騰》,張煒的長篇小説《刺蝟歌》,陳應松的長篇小説《森林沉默》等都是標誌性的作品。

整體看來,從1978年以來,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經歷了3個較為清晰的歷史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的發生階段、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階段和21世紀以來的繁榮階段。

20世紀80年代是當代生態文學的發生期。該階段大致出現了3種思想傾向的生態文學,即對破壞生態的錯誤行為進行歷史反思的以部分知青小説為代表的生態文學,以對當時愈益洶湧的現代化浪潮給生態環境帶來的全面性破壞行為進行力所能及的嚴厲批判的以生態報告文學為代表的生態文學,以及把生態意識作為理想追求的生態文學。以歷史反思式的知青小説為代表的生態文學中,典型文本有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樹王》、老鬼的《血色黃昏》等小説。生態報告文學有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嶽非丘的《只有一條長江》、徐剛的《伐木者,醒來》等。生態小説有李杭育的《最後一個漁佬兒》、張煒的《三想》、鄧剛的《大魚》、劉醒龍的《靈犭是》等。

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關注生態問題,生態文學作品體裁齊備,數量眾多,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1999年10月由國際國內許多知名學者和作家參加的“生態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海南省召開,隨後在《天涯》雜誌上發表了由李少君執筆的座談會紀要《南山紀要:我們為什麼要談環境-生態》,該文對我國乃至全球完全不顧生態問題奉行的發展主義方向提出了批判,措辭激烈,思辨深入,感情充沛,影響深遠,也是中國作家生態意識的成熟表現。

20世紀90年代的生態小説中,重要的有哲夫的《天獵》《地獵》《人獵》“黑色生態浪漫系列”長篇小説,張抗抗的《沙暴》,郭雪波的《沙狐》《沙葬》,胡發雲的《老海失蹤》,方敏的《大遷徙》《大拼搏》《大毀滅》,哈尼族作家朗確的《最後的鹿園》,張煒的《九月寓言》等。生態詩歌方面,于堅、沈葦、李松濤、宗鄂、韓作榮、李琦等詩人都創作了大量的生態詩歌。生態報告文學方面,徐剛創作一系列長篇報告文學,如《傾聽大地》《誰在謀害大地母親》《大地備忘錄》《長江傳》《地球傳》,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王治安的《人類生存三部曲》(包括《靠誰養活中國》、《悲壯的森林》和《國土的憂思》)、《三峽大移民》等也非常重要。生態散文主要有葦岸、周曉楓、劉亮程等人的散文。生態話劇方面,主要有過士行的《鳥人》、《魚人》和楊利民的《大荒野》等。

世易時移,進入新世紀以來,隨着生態危機日益嚴重,人們的生態意識日益覺醒,更兼網絡資訊發達,信息傳播迅捷,越來越多的作家投入生態文學創作中,更有不少知名作家加入生態文學創作陣營,因此屢有典型的生態文學作品引起全國性的轟動,而且學術界對生態文學的研究開始真正啓動,開始為生態文學的發展推波助瀾,由此當代生態文學真正進入了繁榮鼎盛的階段。

此階段取得最大成功的是生態小説。賈平凹的《懷念狼》,姜戎的《狼圖騰》,郭雪波的《大漠狼孩》《烏妮格家族》《青旗·嘎達梅林》,雪漠的《獵原》,陳應松的《豹子最後的舞蹈》《獵人峯》《森林沉默》,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楊志軍的《藏獒》,張煒的《刺蝟歌》,阿來的《空山》《三隻蟲草》《蘑菇圈》《河上柏影》,趙本夫的《無土時代》,杜光輝的《可可西里狼》,李克威的《中國虎》,胡冬林的《野豬王》,趙德發《人類世》,王族的《狼蒼穹》等長篇小説,葉廣芩的《老虎大福》《山鬼木客》等小説集,漠月、趙劍平、歐陽黔森等人的相關小説,都是曾經產生過較大影響的生態小説。生態散文方面,李存葆的生態散文尤其值得一提,如《鯨殤》《大河遺夢》《綠色天書》《最後的野象谷》《淨土上的狼毒花》等可以説是當代生態文學最美的收穫之一,稱得上真正的綠色大散文。此外,李娟的《我的阿勒泰》、蔣子丹的《動物檔案》、韓少功的《山南水北》、詹克明的《空釣寒江》、楊文豐的《自然筆記》、王族的《動物精神》《獸部落》、胡冬林的《狐狸的微笑》、沈葦的《植物傳奇》、林宋瑜的《藍思想》、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的《銀説話》《羊的樣子》、藏族作家古嶽的《誰為人類懺悔》、艾平的《傾聽草原》、阿來的《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任林舉的《玉米大地》、傅菲的《深山已晚》等散文集在風格上魏紫姚黃,但在彰顯生態意識方面卻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是生態散文的大豐收,極大地豐富了當代生態文學的百花園。至於生態詩歌,于堅、華海、侯良學、紅豆、吉狄馬加、魯若迪基、倮伍拉且、張二棍、哨兵、徐俊國、津渡等人的生態詩歌更是美不勝收,爭相鬥豔,把生態意識渲染得靈性十足。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詩人華海,他以生態詩歌創作為志向,新世紀後相繼出版了《華海生態詩抄》《靜福山》等生態詩集,編輯了《當代生態詩歌》《生態詩境》等當代生態詩歌讀本,對於推進當代生態詩歌的創作具有很大的貢獻。此外,還有雷平陽的《山水課》、哨兵的《蓑羽鶴》、徐俊國的《自然碑》、津渡的《山隅集》、張二棍的《入林記》都是格調鮮明的生態詩集。生態報告文學有哲夫的《長江生態報告》《黃河生態報告》《淮河生態報告》《世紀之癢——中國生態報告》等,李青松《林區與林區人》《大地倫理》等,還有徐剛的《國難》《大森林》,李林櫻《啊,黃河——萬里生態災難大調查》,馮永鋒的《拯救雲南》《不要指責環保局長》《環保——向極端發展主義宣戰》《沒有大樹的國家》《邊做環保邊撒謊——寫給公眾的環保內參》,汪永晨的《綠鏡頭——大自然的昨天與今天》,朱幼棣的《沉默的高原》《中國世紀大災變》《我們家園的緊急報告》《後望書》等。生態話劇有過士行的話劇《青蛙》、楊利民的話劇《大濕地》等。中國當代生態文學表現出鮮明的三重價值訴求:第一重價值訴求,是對現代文明中氾濫的慾望化、城市化、科技崇拜和人類中心主義等傾向的無情批判,為受傷的大自然發出深情的呼告,企盼現代人擺脱自然冷漠症;第二重價值訴求,是充分呈現大自然的優美與壯美,承認自然生命的主體性和內在價值,為飽受侵凌的大自然復魅;第三重價值訴求,是重建生態整體觀,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為現代文明的生態轉型鳴鑼開道。

馮小軍:就您掌握的情況看,中國當代生態文學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哪些?他們的作品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文學界有怎樣的影響?

汪樹東:近40年來,雖説中國當代生態文學還談不上名家輩出、經典薈萃、家喻户曉、影響深遠,但參與的作家濟濟一堂,作品數量汗牛充棟,生態意識日益顯豁,文學體裁眾美齊備,藝術質量持續攀升,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大眾對生態文學的認知度連續攀升,還是有目共睹的文學景象。在我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持續10餘年的閲讀視野中,于堅、雷平陽、張煒、韓少功、葉廣芩、賈平凹、姜戎、遲子建、胡發雲、陳應松、雪漠、阿來、徐剛、葦岸、劉亮程、李存葆、李松濤、過士行、楊利民等作家,都已經確立了較為自覺成熟的生態意識,都進行過相應的較有影響力的生態文學創作。要列舉生態性、藝術性兩全齊美的當代生態文學作品,筆者也許會推薦這些作品:于堅的《于堅的詩》、雷平陽的《山水課》、李松濤的《拒絕末日》、華海的《靜福山》等詩集,張煒的《九月寓言》、姜戎的《狼圖騰》、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雪漠的《狼禍》、阿來的《空山》、雪漠的《獵原》、趙德發的《人類世》等長篇小説,胡發雲的《老海失蹤》、陳應松的《豹子最後的舞蹈》、葉廣芩的《老虎大福》、阿來的《蘑菇圈》等中篇小説,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劉亮程的《一個人的村莊》、李存葆的《綠色天書》、蔣子丹的《一隻螞蟻領着我走》、韓少功的《山南水北》、艾平的《傾聽草原》、楊文豐的《自然書》、傅菲的《深山已晚》等散文集,徐剛的《伐木者,醒來》、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生態報告文學,過士行的《鳥人》《魚人》、楊利民的《大濕地》等話劇。

無論是茅盾文學獎還是魯迅文學獎在社會上和文學界的影響都非常大,而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張煒的《你在高原》就獲得過茅盾文學獎,陳桂棣的《黃河的警告》、李松濤的《拒絕末日》、周濤的《中華散文珍藏本·周濤卷》、陳應松的《松鴉為什麼鳴叫》、温亞軍的《駝水的日子》、李存葆的《大河遺夢》、于堅的《只有大海蒼茫如幕》、韓少功的《山南水北》、次仁羅布的《放生羊》、雷平陽的《雲南記》、葉彌的《香爐山》、肖亦農的《毛烏素綠色傳奇》、劉亮程的《在新疆》、周曉楓的《巨鯨歌唱》、魯樞元的《陶淵明的幽靈》、阿來的《蘑菇圈》、徐剛的《大森林》等較為典型的生態文學作品獲得過魯迅文學獎。

如果您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有較多的瞭解,您還會發現凡是在當代文壇上有較為重要影響力的作家都曾創作過較好的生態文學作品。而且阿來、張煒、遲子建、陳應松、徐剛、雷平陽、華海等作家還保持着對生態文學的長久創作興趣。

馮小軍:任何事物的興亡都有主客觀原因,文學流派也不例外。請您談談我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產生與西方生態文學、中國傳統生態智慧,詳細談談它們之間的關係。

汪樹東:好的,無論是西方生態文學還是中國傳統生態智慧,都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產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

我們先談談西方生態文學和生態思想。迄今為止,西方文學中具有生態意識的大量代表作已經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有些作品還產生了巨大影響。以梭羅的《瓦爾登湖》為代表的大量美國的自然文學作品,列昂諾夫的長篇小説《俄羅斯森林》,拉斯普京的小説《告別馬焦拉》和《火災》,艾特瑪托夫的小説《白輪船》、《花狗崖》和《死刑台》,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説《魚王》,瓦西里耶夫的小説《不要射擊白天鵝》,還有普里什文的隨筆《大自然的日曆》等。除了文學作品外,許多宣揚生態意識的學術著作也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比較重要的有湯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紀》、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鑑》等,這些學術著作極大拓展了國人的生態視野,對中國作家確立生態意識具有巨大的啓示作用。

徐剛在對中國大地上現實和歷史的生態危機做出充分的關注時,總是儘可能地汲取世界各地的生態智慧,例如他對甘地的生態思想、印第安人的生態思想的興趣。在散文《門與邊界及行者》中,他曾説:“大地以仁慈為懷抱,懷抱所有生命,無分貴賤。大地是萬類萬物的休養生息之地,大地之氣為元氣。大地倫理學應是,以生命家園取代人的王國,人與大地之上所有生命,一切存在物互為關聯、生死相依的倫理學。”他所説的大地倫理學也就是美國生態思想者利奧波德的重要創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梭羅思想對當代中國生態文學的發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徐遲翻譯的梭羅名著《瓦爾登湖》於1982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此後還多種譯本,並一再出版,尤其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反響巨大。詩人海子就深受梭羅的《瓦爾登湖》的影響,他對鄉土世界輓歌式的吟唱,對大自然的痴迷,就表現出濃郁的生態意識。他還曾經寫過詩歌《梭羅這人有腦子》,對他的簡樸生活和歸隱自然的舉動大加讚譽,自殺前帶在身邊的書中就有《瓦爾登湖》。在海子的推薦下,生態散文家葦岸也對梭羅的作品極感興趣。需要注意的還有,自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出現了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還有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馬爾庫塞等思想家,對西方現代社會工具理性的不息批判,正是他們的批判為西方生態思想的誕生和發展準備了極好的資源和土壤。因此,許多當代中國作家是受他們的思想影響才產生了生態意識的。例如詩人于堅受到海德格爾的思想影響,他反覆言及大地、存在等思想就是來自海德格爾,他曾説:“偉大的詩歌是呈現,是引領人返回到存在的現場中。偉大的健康的詩歌將引領我們,逃離烏托邦的精神地獄,健康、自由地回到人的‘現場’‘當下’‘手邊’。”海德格爾的“人是存在的看護者”和“詩意地棲居”的思想對中國當代詩歌的影響也至為深遠,其中的生態意識內涵也自然滲透到當代中國生態詩歌中。

我們再看看中國古典生態智慧。古典中國文學和生態思想是當代中國生態文學發生發展的又一重沃土。從整體上看,中國古代思想的生態維度是較為鮮明的。儒傢俱有較強的人類中心主義色彩,但是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都強調對大自然的有節制的取用態度,他們都能夠推人及物,惻隱之心遍施萬類,到了宋儒張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提出,更是顯現出儒家的生態傾向。道家思想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就更為明顯,“齊生死,等貴賤”“以物觀物”“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等思想,都顯示了生態中心主義取向。而佛教的眾生平等、靈魂輪迴、惜生護生、戒殺食素等教義和規範更是具有生態意識。更為根本的是,中國智慧強調天人合一,反對天人相分,更反對以人征服天,人與大自然的共生共榮是不變的文化理想。而古典中國文學,尤其是受到道家思想影響深遠的作家作品,大都具有鮮明的生態意識,可以説,像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蘇軾、龔自珍、鄭板橋等詩人詩歌的最高理想就是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上。在現代中國文學中,周作人、廢名、沈從文、豐子愷、林語堂、孫犁等一脈相承的文學傳統明顯地與道家思想關聯甚深。到了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賈平凹、阿城、遲子建等作家再次延續了這個傳統,他們也充分地把道家思想中的那種深層生態學傾向表現了出來。詩人于堅對古典中國文學和生態思想情有獨鍾,他曾反覆強調敬畏自然對於中國人的重要性,他曾説道:“道法自然,也是道發自然,自然毀滅,道也就沒有存在彰顯的地方了。大地死去,道將隱匿。對於西方人來説,自然的毀滅也許無所謂,因為復活的意義不在自然,而在上帝、彼岸、真理、主義。美國在伊拉克想的就是這回事情,博物館被搶掉無所謂的,炸得滿地窟窿是無所謂的,大地燃燒無所謂的,只要主義真。對於中國人來説,問題要嚴重得多,中國人喜歡説身心,有身有心,身在前,心在後,有自然才有道,如果身已經不存,道又如何感悟呢?所以,守着空氣污染、江河湖泊死去,沒有魚蝦麋鹿、沒有‘淺草池塘處處蛙’、沒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不自然的世界,主義再正確有什麼意思呢?人生又有什麼意思呢。”他的許多詩歌是向陶淵明、王維、孟浩然、李白、蘇軾等人那種詩意棲居理想的致敬。

當然,我們還需要注意中國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中的生態智慧,它們也是屬於中國古典生態智慧中的一支。我國少數民族眾多,大多數少數民族的生活都與周圍的自然環境有着較好的融合,如東北大森林中的鄂温克族、鄂倫春族,茫茫草原上的蒙古族,新疆的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西藏高原上的藏族,以及西南山區中的白族、傣族、哈尼族、彝族、苗族等。這些少數民族受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濡染較深,與現代文明距離較遠,難能可貴地保存着與大自然較多的靈性往來。藏族作家阿來、次仁羅布、古嶽、尹向東、格絨追美,白族作家張長,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郭雪波、滿都麥、黑鶴,鄂温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哈尼族作家朗確、存文學,滿族作家葉廣芩、胡冬林,土家族作家李傳鋒、葉梅,回族作家張承志、石舒清,彝族作家吉狄馬加、倮伍拉且,裕固族作家鐵穆爾,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普米族作家魯若迪基等,都對本民族的歷史與現實做出了較好的描述,其中常常透顯出鮮明的生態意識。除了少數民族作家,漢族作家也對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中的生態意識寄予厚望,如李存葆、姜戎、于堅、遲子建、楊志軍、艾平、敕勒川等。

馮小軍:日前,已故作家胡冬林的《山林筆記》出版後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等單位召開了作品研討會,專家學者充分肯定了他在生態文學創作領域的成就,引發了文學界對生態文學創作問題新一輪討論,一時間生態文學創作更加令人矚目。我本人今年與楊文豐和哲夫兩位先生已經開展了兩次對話,今天再次與您交流這個問題。著名作家李炳銀等人在《文藝報》等報刊發表相關文章,更加引起了大家對生態文學的關注。還有,今年我們《生態文化》雜誌社和北京羨林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聯合舉辦的生態散文獎徵文活動正在進行當中,徵文來稿踴躍。您怎麼看當前生態文學創作的形勢?請您分析一下我國當代生態文學發展面臨的困境以及前景。

汪樹東:整體看來,隨着我國當前生態文明的穩步推進,國人的生態意識會越來越自覺,生態文學創作也會越來越繁榮,更多的作家會投身其中,更優秀的作品會層出不窮。例如胡冬林的《山林筆記》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不過,我國生態文學的發展也的確面臨着一些問題。概括地説,主要有4個侷限。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第一個侷限,就表現於大多數生態文學作家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生態整體觀,尚缺乏全球化的生態視野,從而未能呈現出生態文學應有的恢弘氣度、詩意氣質。更多的中國作家尚未具備全球化的生態視野,他們書寫生態,往往滿足於對眼前的一株樹、一個動物的悲劇命運的動情展示,或者局部地區的生態事件的詳細描述。他們無意去尋覓此時此地的生態危機和全球化的生態危機之間的隱祕聯繫,更沒有意識去反思此時此地看似無害的行為經過全球化的商業交通運輸體系傳導到遙遠的彼時彼地會釋放出多麼巨大的生態危害,也沒有去關注此時此地的生態危機的全球化根源。這樣一來,生態文學應該具有的全球化魅力就蕩然無存了。第二,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侷限,還表現於作家對生態危機的複雜性缺乏足夠的瞭解,從而出現對現代文明尤其是現代都市文明過於簡單化的歸罪模式,和對前現代文明過於理想化的美化想象。第三,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侷限,又表現於生態作家缺乏足夠的生態學知識,缺乏足夠的科學精神,而且對生態危機的拷問往往不關注政治體制因素,也很少關注環境正義。第四,中國當代生態文學飽受詬病的侷限,表現於生態敍事過於模式化、概念化,藝術魅力稀薄匱乏,人性探索不夠深入。例如絕大多數中國當代生態文學作品中,作家幾乎都是千篇一律地敍述人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肆控訴現代人的慾望氾濫,對大自然的潰敗哀婉絕望。例如在郭雪波的那些描繪科爾沁沙地的生態小説中,基本上只有三類人物,即生態破壞者、生態保護者和外來者。生態破壞者是萬惡之源,是作者竭力抨擊的對象,生態保護者是作者的理想,是人性善的象徵,而外來者對生態保護者的認同表達着作者的希望。應該説,這種模式化寫作與革命意識形態關於階級鬥爭的敍述有內在的一致性,只不過壓迫階級成了慾望氾濫的現代人,而被壓迫階級成了無言的大自然,至於那些生態保護者則是被壓迫者的代言人。這明顯是對豐富複雜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的簡單化書寫,是對人性更為複雜的真相的遮蔽。

當然,無論如何,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的意義始終是重要的、深遠的。中國當代生態文學最為充分地傳承了天人合一的中華古典文化傳統,接續了崇尚自然、敬畏天地的傳統文脈,對於推進當前中國文學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義。此外,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直面生態危機的慘淡現實,充分汲取世界上其他文化、文學傳統的生態資源,與全世界作家一起迴應21世紀人類生存的最大挑戰,對於推進當前中國文學的世界化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還有中國當代生態文學以藝術的力量激發國人的生態意識,呼喚現代人從消費主義文化的迷夢中覺醒過來,重建人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因此其對於推進生態文明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正是具有這樣重要的現實意義,生態文學的發展前景一定是非常廣闊的。

汪樹東:江西上饒人。文學博士,現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4年以來,長期專注於研究中國當代生態文學研究,出版有《生態意識與中國當代文學》《天人合一與當代生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反現代性研究》等學術專著,發表有《重塑中國文學的綠色之維——論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態意識》《當代中國生態文學的四個侷限及可能出路》等學術論文,目前正主持2017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史暨生態文學大系編纂(1978-2017)”的研究。

馮小軍:《生態文化》雜誌社副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