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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民謠》:遺灑在“民謠”中的那些往事
來源:文匯報 | 潘凱雄  2021年01月12日08:57
關鍵詞:民謠 王堯

面對王堯這部以碎片加重構為主要敍事特點的長篇小説新作《民謠》,本人的這則評論小文乾脆也不妨興之所至地碎片一番。

1 在去年9月舉行的“第六屆郁達夫小説獎”審讀委員會會議上,評論家王堯直言:當前小説總體上並不讓他感到滿意,因此小説界需要進行一場“革命”。正當這“革命”的呼號尚在天空飄遊時,他自己便在《收穫》第六期上推出了自己的長篇小説處女作《民謠》。於是,人們很自然地要由此而聯想:這《民謠》莫非就是王堯為自己主張的“小説革命”而打造的一個實驗樣本?

2 抱着這樣的期待我進入了對《民謠》的閲讀。“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一句足以讓人留下印象並頗有味道的開頭的確能拽上讀者伴隨着主人公——14歲的少年“我”忽而在村莊中奔跑、忽而坐在碼頭等候。然而,東奔西走,所到之處誠如王堯的夫子自道:“他們都是碎片化的存在。這裏有故事,但波瀾不驚,故事中的每一個情節和細節我都有可能把它戲劇化,但我最終放棄了這樣的寫作。我想做的是,儘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現這些碎片和它的整體性。這樣一種安排情節和細節的方式,無疑給閲讀帶來了難處。”這樣的“難處”我的確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這是一種需要記憶與注意力集中的閲讀,否則一下子還真難以還原或重新拼接成一個整體。

3 説實話,在閲讀《民謠》的過程中,我的確出現過疲憊之時,於是就開始了跳躍式的翻閲,是作品“雜篇”中那11則“我”寫於1973-1976年間的作文與各類代寫稿,它們將我從疲憊中給拉了出來。不是因為別的,只是這些文字喚醒了我自己的青春記憶,與主人公王厚平初中生身份不同的是我那時已是一名高中生了。正是這段荒誕的歷史造就了共和國曆史上一代人的特別經歷。比如,當年作為高中生的我曾經也一本正經地學習小學生黃帥;可當時又誰曾想到30餘年後,作為出版人的我竟然又一本正經地與當年的風雲人物黃帥討論她自己散文集的出版事宜。要感謝王堯和他的《民謠》喚醒了我青年時期的部分記憶,作為回報,即便有點“難”讀,我也還是要將《民謠》讀下去。

4 繼續説實話,而且這實話我對王堯也當面講過。我當然不會簡單反對“小説革命”這樣的主張,只是放開眼來看,這樣的“革命”其實一直就沒有終結過,無非時而靜悄悄地進行,時而顯得激進與暴力一點。但我的確也不認為《民謠》就是一個“小説革命”後的文本,我對王堯説:《民謠》這樣一種敍事方式、這樣一種少年視角、這樣一種碎片和重構的疊加在今天其實未必討巧,某種意義上反倒是在為自己的寫作增加難度,畢竟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後半程已見過不少。所幸你這部作品的內容還比較厚實,結構也講究,特別是語言的精緻在相當程度上抵消了敍事上人為設置的一些障礙。當然我的這種判斷未必就對,但講真話是朋友間應遵循的起碼準則。

5 我現在之所以對這樣一種敍事方式、這樣一種少年視角和這樣一種碎片和重構的疊加評價不是甚高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對此我們早已屢見不鮮。前有以西方現代敍事學引為範例的那批現代派文學中的部分作品,後有上世紀80年代後半段在國內興起的莫言及一批被冠之以“先鋒文學”的文本。當然,這前後之間更多的只是一種形似,骨子裏的不同才是本質。西方現代敍事學中引為範例的那批現代派文學中的部分作品之所以出現和發展開來,與當時西方主要國家的社會現實及人文思潮骨子裏就是渾然一體的,包括藝術上那種極端叛逆的形式本身也都是當時人文思潮的組成部分之一,在那些作品中,形式本身就是內容的構成之一,從內容到形式的主題詞無非“叛逆”二字。而我們上世紀80年代後半葉出現的那批“先鋒文學”也罷、實驗作品也好,它們顯然就不像西方現代派文學內容與形式那樣的“渾然天成”,更多的只是指向形式上的求變求新,加之又有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蜂擁而至,因而模仿的、生硬的痕跡在所難免。今天回過頭來看,作為新時期文學發展中的一個特定階段,“先鋒”與“實驗”的出現自有功不可沒的一面,但也確實不乏生澀和僵硬的不足。這也恰為當年那批“先鋒”或“實驗”作家進入新世紀後的寫作不再那麼“先鋒”與“實驗”的調整提供了一個註解。對此,儘管有人發出了“昔日頑童今何在”的感慨,然究其實,頑童依存,只是額頭依稀有了幾條淡淡的皺褶。比如王堯、比如《民謠》。

6 前面我已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民謠》這樣一種敍事方式在今天已未必討巧,所幸其內容還比較厚實,結構語言也講究。開頭那句“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就有足夠的味道。而王堯也自覺地在“嘗試‘形式’如何在《民謠》中成為‘內容’”,這就有了從“卷一”到“卷四”的作品本體加“雜篇”加“外篇”這樣的複合式結構。三個文本互為彼此,相互照應、相互勾連,從而使得作品的內涵得以大大的豐滿與厚實。其中前四卷既然身為作品本體,其內容自然也就必須格外厚實才能夠撐起整部作品。儘管《民謠》的敍事基調是碎片、碎片、再碎片,但燒點腦子還是能夠重新拼接起一幅完整的從歷史到現實的進化圖冊,清晰地還原兩條敍事的線路:一條是我們追隨着敍事者“我”,也就是作品的主人公王厚平從小學到初中奔跑於這個村莊的足跡,他的家族史,他所在的江南大隊的發展史,生活在這塊土地上芸芸眾生命運的跌宕與起伏、生存與死亡……這一切雖猶如萬花筒一般令人眼花繚亂,但這就是一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波譎雲詭;另一條則是我們陪着“我”坐在那個碼頭上,和他一起聞着麥田的清香,等待外公的歸來,看看老人家究竟會為自己的歷史帶回一個怎樣的結論;當然,還有“我”如何參與隊史的撰寫?還有王二隊長、李先生、胡鶴義……這就是歷史。整部作品,讀者就沉浸在“民謠”的緩緩調性中讀到了記憶,讀到了歷史,讀到了時代,讀到了故鄉、讀到了鄉愁、讀到了個人與歷史的關係,讀到了過去與時代的連接。如果説這樣的解讀還算靠譜的話,那王堯“放棄對大的歷史場景的敍述,希望在一個有限的空間中讀到大歷史,延伸出某種無限的東西,由小見大”這樣的創作設想可以説是得到了有效的體現。

7 最後還要絮叨幾句的又是所謂“批評家小説”這個本不該成為話題的話題了。所謂本不該成為話題的意思是指誰又能夠規定批評家就一定只能從事批評而不能創作小説呢?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一手做學問、一手寫小説者絕非鳳毛麟角。因此,批評家之於小説創作從根本上説不是能不能寫而是寫得如何的問題,一旦創作了小説,衡量其作品的標尺(儘管沒有絕對的標尺)就只能是小説的而非批評的,尤其不能因為其批評家的既有身份而豁免其小説創作中的某些瑕疵,比如批評家因其長期的職業習慣而容易在小説創作時出現的小説語言有失文學化、理念與形象的匹配是否恰當等問題。所幸的是《民謠》在這些問題上,我的評價至少是與小説的身份相匹配,在語言上則還不時有亮點和精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