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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與《孫子兵法》英譯本
來源:文匯報 | 吳其堯  2021年01月12日08:46

錢穀融先生主編的“近人書話系列”裏收有《顧頡剛書話》一種(印永清輯,魏得良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將顧頡剛的讀書筆記選輯成為四輯,在其中的“書林談叢”一輯裏有“劍橋格芮非司來詢《孫子》書之年代”一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的藏書中正好有一本格芮非司(Samuel B.Griffith)翻譯的《孫子兵法》,乃是1963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初版本。記得此書是多年前在我住家附近的一家舊書店以極為便宜的價格購得,當時對照中文原文讀過一遍,在 “致謝(Acknowledgements)”部分譯者提到自己應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之介得以聯繫上了郭沫若和顧頡剛,函詢翻譯中遇到的一些問題。讀了《顧頡剛書話》中的文章才知道格芮非司函詢的主要問題以及郭、顧兩位的答覆情況。

格芮非司的問題主要是:《史記》裏的 《孫子吳起列傳》是否正確,《孫子兵法》是否可靠?過去七百年間,中國學界對孫子及《孫子兵法》的研究情況如何?孫子的生卒年及《孫子兵法》的成書時間;“弩”出現在《兵法》中是否可以藉此確定鐵器使用的年代;四匹馬拉的馬車使用的年代;以及毛澤東主席及其他著名將軍們曾引用過《兵法》並且有所評論,是否有相關研究可資參考?郭沫若就這些問題在信函上作了批示:一、《孫武傳》不可靠,是小説。《孫子兵法》是戰國時書,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孫臏也難定。《韓非子·五蠹》篇有“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足見流傳甚廣。二、弩在古代用銅製,不必涉及鐵的問題。三、鐵兵的使用是在戰國末期。鐵的使用可以提前,作為耕具,在戰國相當普遍。春秋時的鐵器尚未從地下發現。四、駟馬之乘可作各種使用,作為戰車,也可以作為普通的乘輿。根據古銅器的花紋,可以用來打獵。殷王打獵卻是兩馬拉的車子。五、主席和其他將軍們在文章中偶有《兵法》的引用,但無專門研究性質的評論。郭沫若的批示基本回答了格芮非司的問題,但他仍指示顧頡剛詳細作答。查閲2007年台北聯經版的《顧頡剛日記全集》可知大致情形:

1958年5月29日 郭院長(郭沫若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顧頡剛所在的歷史研究所隸屬於中國科學院)交下《孫子》問題,因將此書翻覽一過。記筆記三則。5月30日 看《孫子兵法》。抄格芮非司原函及郭院長批語入筆記。蒐集批判《孫子》資料。6月11日 收集《孫子》材料。6月12日蒐集《孫子兵法》資料,並抄出。6月13日……看《孫子》。6月18日綜合所得資料,寫《孫子的作者》一千五百字。即抄清。6月19日 將昨作文抄入筆記。寫郭院長、尹達、(胡)厚宣信,託蕭風送所(歷史研究所)。顧當時正忙於寫“交心”文章,接到郭沫若指示後, “越兩旬乃答之”。從5月29日接到指示到6月19日“寫郭院長信”前後二十天,正好“兩旬”。

這裏需要稍事説明:讀書筆記在顧頡剛的著述、治學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據估計,顧氏一共寫有約二百冊筆記,計三四百萬字。他生前曾有整理並出版自己的讀書筆記的計劃,未能如願。這一計劃在他去世十年後,即1990年,終獲實現。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了十卷15冊精裝本的《顧頡剛讀書筆記》。顧氏在郭氏基礎上就孫子其人及《孫子兵法》的成書年代作了詳細答覆。從英譯本可以看出格芮非司對郭、顧兩位的意見全盤接受,同時也有所引申和拓展,所以這是一個十分嚴謹並且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譯本。1960年,格芮非司在牛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孫子兵法》的翻譯,這部譯著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修改而寫成的。這部譯著不只是翻譯,學術研究兼而有之,據説在英美軍隊中流行甚廣。

顧頡剛認為,中國學界對《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從北宋起即懷疑其正確性,直至現在。北宋梅堯臣認為:這是戰國的戰術,和三代(夏商周)的戰術不同。南宋葉適認為《左傳》記春秋時事最詳細,而在《左傳》裏連孫武的姓名都不見,遑論他做過的事情了。春秋時各國將兵的官員都是管理政治的卿,沒有專職將軍;孫武不為卿而專任將軍,這和春秋時代的政治制度不合。孫武在吳王闔閭面前用婦女來試驗戰事,這是不足信的故事。葉適的意思是孫武此人根本不存在。南宋末年的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支持葉適的説法,認為《孫子兵法》雖是古書,但孫子其人的時代是不明不白的。到了明代中期,胡應麟認為孫武的功業表現在吳楚兩國間這般顯明,《左傳》不應不載。大概是戰國時的策士因為孫子講兵法講得好,所以造出這段故事,表示他不是徒託空言。清代初年,姚際恆在《古今偽書考》裏也用了梅堯臣和葉適的話來懷疑《孫子兵法》一書。結論是:孫武究竟是否有其人?還是有其人而不像司馬遷所説呢?他的書是自己所作的,還是後學者代作的呢?這都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

顧氏這段話被格芮非司原封不動地直接錄入“作者其人(The Author)”一章中:But then,did this Sun Wu exist or did he not?Did he exist,but not necessarily as Ssu-ma Ch’ien relates?Was the book ascribed to him written by him?Or was it written by one of his later disciples?None of this can be determined。

清代中葉,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孫武子論》裏也認為《左傳》《國語》裏都沒有説到孫武,這十三篇書確實出於知兵者之手,可是孫武的故事是戰國時縱橫家所偽造的。格芮非司將這一觀點也實實在在地照錄不誤:Naturally the Thirteen Chapters were produced by someone well versed in military matters.Sun Wu and his book were fabrications of disputatious sophists。

顧頡剛還列舉了日本學者齋藤拙堂和武內義雄對《孫子》的研究,最後的結論是《孫子》決不作於春秋時。既然不作於春秋時,即與吳軍攻楚入郢無關,《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全不可信。格芮非司在顧頡剛的基礎上還加入了梁啓超的觀點,梁氏也否認了孫武有其人。

值得注意的是,格芮非司還引用了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的觀點:在春秋時代,沒有人會直接用自己的名字著書立説。如果要讀他們的書,就需要從他們對友人和學生的言論集和書信中去輯錄。所以不會有以孫武冠名的《孫子兵法》一書。據李零在《唯一的規則》一書(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5頁)中説:1930年,馮友蘭寫《中國哲學史》第一篇,他曾拒收《孫子兵法》。但1958年和1980年馮友蘭兩次寫《中國哲學史新編》時都收入了《孫子兵法》。

格芮非司在“作者其人”一章中的結論是:雖然 “作者不詳(Authorship Unsettled)”,但從原創性、一以貫之的文風以及主題的層層推進等方面都表明,十三篇決不是多人寫作而後由一人編輯而成,而是由一位既具有實戰經驗又有豐富想象力的個人創作而成。

格芮非司《孫子兵法》英譯本專門列了“孫子與毛澤東”一章。特別提到了毛澤東的《論游擊戰》《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三篇文章,詳細講述了毛澤東在戰爭時代如何反覆引用《孫子兵法》取得戰爭勝利的歷史。特別指出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提出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紅軍游擊戰術十六字訣,是對《孫子兵法》的繼承和發展。格芮非司所引用的毛澤東著作是1955年倫敦出版的英文本《毛澤東選集》。

格芮非司《孫子兵法》英譯本書後有四個附錄,其中的附錄三是《西方語言中的孫子》,從中可以知道:《孫子兵法》先後被翻譯成了法語、英語、德語和俄語等西方主要語言。最早的是法譯本,出版於1772年,譯者是法國來華傳教士錢德明(J.J.M.Amiot),此人長期居住在北京,直到1794年在北京去世。最早的英譯本出現在1905年,在日本服役的英國上尉E.F.卡爾斯洛普從日譯本轉譯了《孫子兵法》,這個日譯本本身十分糟糕,英譯本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著名漢學家翟林納(Lionel Giles)對這個英譯本極為不滿,親自動手翻譯了《孫子兵法》,於1910年在倫敦出版。自1910年之後到1963年格芮非司英譯本出現之前,《孫子兵法》尚有三個英譯本,都出版於二戰期間。格芮非司認為這三個英譯本都不夠忠實,因而流傳不廣,價值也不大。

據我所知,繼格芮非司英譯本之後,《孫子兵法》又出現了七個較有影響的英譯本,分別是:1988年出版的Thomas Cleary:The Art of War;1993年出版的Roger Ames:The Art of Warfare;2003年英國企鵝出版社出版的John Minford:The Art of War;2011年出版的Philip Ivanhoe:Master Sun’s Art of War;以及2020年剛剛由諾頓出版公司推出的Michael Nylan:The Art of War。另外還有兩位中國譯者翻譯的《孫子兵法》:林戊蓀翻譯的Sun zi:The Art of War和Sun Bin:The Art of War合譯本,由人民中國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1999年袁士檳翻譯的:The Art of War出版方是英國著名的Wordsworth Classics of World Literature出版社。據統計,《孫子兵法》的英譯本迄今為止一共有33部之多,足見其在英語世界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