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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以生命證悟獨立精神的思想者
來源:中華讀書報 | 吳琦幸  2021年01月12日08:36

1987年,吳琦幸和王元化(左)在清園合影

啓功給吳琦幸的回信

《王元化傳》(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後,不少讀者和朋友問我,為老師作傳,你會不會覺得有某種困難?作為學生,你對老師的評價總會有些私誼在其中,而傳記是對人一生的評價,你是否能夠做到真實和客觀?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回答起來也有一定的難度,但確實是很多讀者關心的問題。我試着從自己寫作《王元化傳》的起因和視角來回答。

我沒有想過要為先生作傳

與王先生的其他四位弟子相比,我的專業稍微有些不同。作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小組的第一、二屆成員,王元化先生招收博士生的專業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也就是一般所説的古代文論——注重理論研究。但是我的碩士專業卻是古籍整理(版本目錄、校勘、訓詁小學),注重文本解釋。實際上,1986年我被錄取的博士專業為古籍整理,導師是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所長徐震堮教授。但不巧的是,徐先生在我剛入學的時候就去世了。那是1986年的10月,於是我就面臨着轉導師的問題。我在讀碩士研究生之前是《漢語大詞典》編輯,從羅君惕(上海師大文字學教授)學習《説文解字》、訓詁小學。我寫信跟相近專業的北京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古籍整理)專業博士導師啓功先生聯繫,希望轉到他門下攻讀。啓功先生很快就給我回了信,這封信是用毛筆寫的,我至今還珍藏着:

琦幸同志:來示敬悉。徐老品格學問,世所共仰。功昔年亦曾瞻對,今聞溘逝,至深痛悼!足下失此良師,亦極可惜者!所示之事,極感同情。惟功學力疏淺,無一專長,深恐難符雅望耳。此事有手續問題,實屬第一關口。如年齡、學期、轉學、學科等等,足下在學習中,年齡當無問題;功能收博士學位之學科,乃“古籍整理”。台端既以古代文學科目攻讀,不知是否能換。功之名下如非此科,亦不能收。有此諸端,但屬實際問題,非有意抗命者。祈瞭解並諒解為感!敬禮!啓功 十一,六。

後來我去校方瞭解,負責人表示,雖然專業相近,但如轉校從上海到北京要辦一系列手續,有點像工作調動,很麻煩。在校園碰到陸曉光(王先生的第一屆博士生),談起此事,他説,你何不試試王元化先生?在同一個學校,不需要辦很多手續。那個時候,我聽到王元化三個字,有如雷貫耳之感,這個名字與文藝理論、《文心雕龍》研究、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聯繫起來,跟我鑽故紙堆似乎相距很遠。但我還是答應一試。沒幾天,曉光來回音了,説王元化先生跟徐震堮先生本是好友,對於徐先生的學問文章人品都很敬佩,他約你去面試。於是我帶上幾篇論文去王先生家中。初次見面,有點緊張,但是當張可老師滿懷笑意給我開門後,我的這些緊張就消失了。王先生絲毫沒有做官的架子,戴着一副金絲邊眼鏡,兩眼炯炯發亮,似乎能夠穿進你的心裏。他跟我侃侃而談徐先生的學問和為人,特別提到徐先生的《世説新語校箋》,並問了我讀過的書和一些有關訓詁小學的問題。後來我還知道,王先生還特別通過研究生院調出了我的考卷,沒幾天研究生院就通知我被錄取的消息。

就這樣,我意外地成為王先生的第三位博士生。我的背景僅僅是考據訓詁和古代文學史的一些磨鍊,與王先生的專業理論和思想相距甚遠。更何況他的學術、思想、生平是這樣地深邃、獨立和精彩,從《文心雕龍》到黑格爾,從馬恩哲學到魏晉玄學,甚至從國家學説到京劇藝術,他都要拿來在理性的天平上思考一過,挖掘其中的深處。“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南北東西風”,他交往的人脈,是那樣的豐富和廣博,從學界巨擘、政治權威到一般的莘莘學子,“天下何人不識君”?他經歷的人生,又是那樣跌宕起伏、多姿多彩,從國破山河在的1930年代加入中共地下黨從事文化工作,到1950年代被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遭隔離審查後,長期侷促於不被人注意的作協文研所資料室一隅,而1970年代末平反後被上海的黨政民意選為中共第十二屆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83年7月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又遇上了他本人也捲入其中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兩年之後卸任。1980年代初被推選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首屆學術審議組最年輕的成員,評選審議中國學術界的博士導師,到了1990年代後則開始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第三次反思,將自己的一生和曾經那麼信從的思想和理論重新思考評價,真有“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境界。

為他寫傳記,就是寫一部中國近代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思想史,要求撰寫者在一個更高的視界、更豐富的學術層面來提煉傳主的內心世界。莘莘學子,何敢當此重任?

參與寫作王元化第一篇小傳

儘管如此,我卻參與了王元化生平第一篇小傳的寫作,並且還擔任了執筆人。那是1988年,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術界、理論界舉辦了不少活動。王先生創辦了理論刊物《新啓蒙》,在當時影響很大。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馮契先生主編了《時代與思潮》學術期刊,第一期為《五四反思》,他向王先生徵集小傳。王先生的《為五四精神一辯》(後改為《傳統與反傳統》)一文在國內外影響很大,《人民日報》以及海外版、《新華文摘》上轉載,這也是王元化離開行政工作、開始全力在理論思想方面研究和著述的開始,馮先生認為有必要介紹給學術界。

王先生對於思想、學術的研究一向是非常頂真的,何況是自己的傳?於是,他交代我們三個研究生——陸曉光、蔣述卓和我來完成這個任務。寫作方式是:我們三人圍着王先生,聽他口述,各自記錄。然後回去討論,由我執筆。但是我必須指出的是,後來完稿的這篇小傳純屬夫子自道,我寫成的稿子由王先生審閲修改,幾乎是重新寫過。對於這篇小傳,王先生有一段話可以説明他的重視:

最近東北一份雜誌將刊出我的博士生給我寫的簡略傳記(經我閲改),約萬餘言,刊出後當剪奉。……如來得及年內將編好我的第五本論文集,並將《文心創作論》全部修訂重印。我曾在研究生為我寫的簡略傳記中補充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這是我惟一一次自己對自己作的一些鑑定。可供參閲。”(王元化《清園書簡·致勞承萬信》)

可見,王先生將這篇小傳看作“自己對自己作的鑑定”,是不能胡來的。基於此,後來在慶祝王元化80歲生日的活動期間(1999年),出版了胡曉明執筆的《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也是由先生口述,曉明記錄加工,最後由先生逐字推敲成書。甚至先生自己還動手寫自己的傳——2007年收入《王元化集》第十卷中的“傳略”,基本用了畫傳內容而稍作刪改,他本人親自補寫了第九章“有限理性與二十一世紀知識分子的使命”和第十章“不倦的思想者”。

2007年暑假的病房談話

雖然有了1988年這一段接觸王元化小傳的經歷,但在求學年代和出國研究、工作教學期間,我從來沒有要為先生寫一部傳記的衝動。而且,我認為《王元化畫傳》這部書寫得非常好,無論是文筆、資料或者對歷次反思的剖析,都很精到。這部書的流傳和影響也非常之大。但那畢竟是一部簡略的畫傳,王先生想要作一部完整的傳記的想法此後是一直有的,他甚至想過自己動筆來寫,但是由於他所處的時代,思想理論界源源不斷地出現了新的課題,吸引着他撰寫更重要的論文,根本無法靜下心來寫傳。他也曾多次物色過為他寫傳記的人選,前前後後幾年,卻始終無法定奪。王元化做事做人做學問是出了名的頂真(疙瘩),要把一生託付給人做一個總結和鑑定,對於他來説,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直到去世,他始終沒有找到契合的人來做此事。

我為王先生作傳的淵源,始於2007年暑假與他的談話。那年6月,先生因病住院,我在美國接到藍雲的電話,説王先生最近住院,很想你,希望你有空能夠回國來多談談。言語中隱隱透出擔憂,先生病情非常嚴重,恐怕要在醫院中長久地呆下去,來往的人雖不少,但先生感到內心很寂寞。正逢暑假,我很快買了機票專程回上海,來到瑞金醫院。主治的沈醫生專門叫我到她的辦公室,告訴我,王先生的病情很嚴重,不久前吐血,檢驗的結果不容樂觀。你從海外回來,難得的機會跟他多談談。她們的言辭中都有來日無多的意思。

我才知道,由於這次住院時間長,雖常有人來,但畢竟可以談的人不多。藍雲説,琦幸,你可以跟先生多談談,包括先生的思想、生平、著述等等,先生希望能夠留下一個完整的談話錄。我想這也是王先生的意思吧。於是我推掉很多無關緊要的事,特意找了一家離醫院較近的酒店,開始了與王先生的病牀前談話,雖然不是每天都去,但一有空就過去。那時的王先生,説話很累,一次談話只能一個多小時,每次都是在上午精神好的時候進行。這樣前前後後談了約一個月。在談話中,先生多次説,以前跟記者有過很多次談話,但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系統和完整,他還跟我策劃將來就這個談話出一部書,而且一定要讓我先給他看了後再出版。由於這次談話時雙方都有意識要付諸出版,所以我提的問題,從生平、思想、生活等等各方面涉及到了,王先生談得比較全面,尤其是他憋了多少年的關於胡風問題的史實、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對社會風氣和學術風氣之間的關係等等。而對於這個物質世界導致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終究走向無救的悲觀的擔憂,也集中在這次談話中。

談話告一段落的7月25日,我到瑞金醫院辭別先生回美國。第二年1月的寒假,我再來瑞金醫院,王先生已經談不動了——我在日記中記錄:“到了第二年(2008年)的1月,我回上海後再次到醫院看望王先生,他似乎已經沒有精力像去年那樣談話了。不過,來往的人似乎比去年多了,大多在談關於建立王元化學館的事宜,我們無法再就一些話題從容談論了。”在我最後一次去看王先生的日記中這樣記道:“1月14日:先生説,我對於清華園確實有一種情感在內,不過我更加看重的是早年清華的治學精神。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導師,堅持學術獨立,對後來有很大影響。藍雲在旁邊説,先生説不動了,讓他休息吧。我説,我明天就要回美國了,我也是特意來向先生告辭的。先生這時候已經躺到了牀上,他伸出手跟我握着,一邊説,向建華和孩子問好。你下一次什麼時候回來?我説,大概是暑假的時候,6月底。先生‘哦’了一下,眼光中突然閃現些微的失望。這是我跟他二十年來,很少見到的。他的眼神總是那樣明亮,那樣尖鋭,這個時候,似乎變得很鈍很遲。他緩緩地説,那麼,我們六月份再見……我們的手慢慢放開。”(《王元化晚年談話錄》第166頁)

當年5月9日,先生去世。

以生命證悟獨立精神的思想者

王元化逝世之後,有關他思想和學術的書籍由南北各地出版社出版,相關的論文也不斷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讀書界和思想界始終沒有忘記王元化,尤其在思想言路較為凝滯的年代,王元化倡導的反思、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具有一種激勵後人、開拓思路的效應。而每年的讀書季,王元化的名字並沒有隨着時間被人淡忘,甚至更加受到重視。

2008年,我開始整理王元化的瑞金醫院晚年談話。當初的全部錄音,合起來有五六十個小時。我進行了反覆刪選,保留了王元化先生重要的思想、史實、觀點。例如關於王元化捲入胡風一案的前因後果。解釋了在三批“胡風反黨集團材料”中胡風給羅洛的信中説到對於王元化“必要時拆穿他”的這句話隱含的因果,説“我對於胡風這個人可以説是很不喜歡的。但是後來説胡風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始終不認為。後來搞了半年,結論説你對敵鬥爭是好的,受過表揚的,為什麼在胡風這個問題上沒有站出來。我只好説胡風思想是反動的……但是我從組織上沒有辦法説他是反革命。我不承認的。”説明王元化跟胡風的關係遠非材料揭示的小集團關係。1955年,他被隔離審查。他拒不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併為此遭受磨難。王元化是很耿(倔強、犟)的。從錄音到初稿,花了兩三年的時間,2013年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談話錄》。整理的過程,也是我對王先生思想學術的再學習和再認識。於是我將從1986年成為他的博士生以來的所有讀書筆記、日記、來往的信件以及他給我寫的書法等等資料重新整理一過,甚至連一張聖誕卡都不放過。幸好,先生的文字我都保存得非常好,而且王先生的著作每出版一本,他都贈送給我,所以我這裏保存有最全的王元化著作。

此後,出版社希望我繼晚年談話錄後再寫一部更加全面的《王元化談話錄》,從求學年代到最後的王元化談話(包括書信等)都寫進書中,於2015年出版。在這次的蒐集整理中,我看到有幾部關於王元化的傳,但都不全面。於是我逐漸萌發寫一部《王元化傳》的想法。從2015年之後,我開始蒐集資料,再次啃讀先生的所有著述以及其他相關著述。並且多次前往王先生的故鄉湖北江陵以及他的出生地武昌。發現了很多王先生生前都未必瞭解的資料。例如,他出生在武昌陶家巷,但他不知道的是,旁邊就是曾蘭友主持的聖公會三一教堂,其規模之大、建築之精,在當年的武昌首屈一指,至今還是重點保護建築。王元化生下來就在這個教堂中受洗,他的名字則由曾蘭友所取。王元化與二姐桂碧清在1993年專程去江陵尋根。但是由於當地政府並不知道七八十年前的往事和舊跡,沒有找到王家和桂家(王元化母親家)的故居。他們倆只是到附近的一座教堂參觀了一下,問了教堂中的老教友,也都不知道外公桂美鵬以及他集資建造的聖公會教堂和家宅。我專程去江陵找到新沙路小學,校方領導告訴我這裏的原址就是桂美鵬創辦的聖公會教堂,而門口的新沙路原先叫美鵬路,解放後拆除教堂建小學,連路名都改了(最近聽説當地準備將新沙路小學改為王元化小學)。在該校校長的陪同下,我參觀了學校,在教學大樓的二樓有一塊大石碑,上書“聖公堂”三個大字,當地的朋友陳禮榮説這是桂美鵬親筆所書,其書法與王元化先生極為相似。不遠的地方是外公桂美鵬家的二層樓房,是一座西式建築。江陵縣圖書館保存着當年王元化捐贈給故鄉的一大批檔案,包括王元化歷次獲得的各種證書,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國務院頒佈的聘請王元化擔任第一、二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審委員證書,黨的第十二大代表大會代表證等等。目睹着這些史料,越發激勵我要把《王元化傳》寫出來的決心。

《王元化傳》

寫《王元化傳》,我始終秉承着樸學的傳統,即傳中敍述的人物事蹟和學術思想,儘量做到“無一字無來歷”“不做鑿空之論”。傳記的題材不同於理論著作,但又能離開理論著作,而王元化本人是一個思想者、理論家,需要對傳主的一生思想活動的脈絡做出清晰的發掘和描述。很多時候,還要做田野考察,對於傳主的生活、工作環境及人事瞭然於胸,才能夠準確地刻畫出傳主的思想學術精髓。鑑於此,我從貫穿王元化一生思想和學術的細微末節上來進行觀察,發現了很多不為人所注意的節點,有的連先生本人都沒有注意到。例如他的家庭對他的影響,這種影響要從一個人一生的源頭上來觀察。越到晚年,王元化對故鄉的認同意識尤為強烈。細細追究這種情結,晚年的他,中國文化意識逐漸甦醒,越加重視故鄉這個標誌性的傳統文化。這種對故鄉的眷戀,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獨有特點。

對我來説,把這部人物傳記寫成具有考證嚴謹、敍述真實、臧否有據的大文章,難度很大,但我力圖不加進自己的觀點。在王元化的著述和後人對他的評價中尋找真相,這是我寫作的出發點。出版社希望我用一句話來概括王元化的治學道路。一個人的治學經歷由各方面的因素和學術經歷組成,用一句話來概括是很難的。想了很久,如果從王元化的治學方法上來概括,那麼可以這樣説:王元化——以生命證悟獨立精神的思想者。

這裏面有兩層含義。作為思想家的王元化,他的思想經歷了他自己常常説的三次反思的經歷。王元化的這三次反思,並不是一個學者來描述思想界理論界的創新或遞進發展,而是首先要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反思中,用王先生自己的話説,就是把自己的思想、經歷作為反思的對象。自己與自己交戰,在反思的過程中,所有曾經被奉為不可動搖的真理和權威思想都要經受檢驗,包括他自己,甚至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傳記中,我對這點下力頗大。王元化在1943年到1945年期間的第一次反思,對教條主義進行思考。從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黨之後,他經歷了一個左翼青年所走過的革命道路上的種種坎坷,也見證了左的或教條主義帶給國人的各種災難。在王元化的語彙中,教條主義就是當時“左”的理論,其中有外來的也有本土的。第二次反思發生在1955年到1959年,王元化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後失去自由的年代,在一場精神危機之後大量閲讀經典作家的理論著作,看出了以前自己視之為不可動搖的經典理論中的破綻,在思想上有了飛躍。第三次反思則是90年代。他總結了五四以來影響了國人和自己的四種思維模式、影響了中國七十多年的盧梭國家理論以及對激進主義的來源和其流變進行反思。這一切都是他在獨立思考下作出的。

用生命來證悟獨立精神的意義還在於,王元化把切身的經驗和生活經歷放進反思的方法中。與其他很多思想者、理論家通過學院的培養、在導師的影響下建立理論體系的方法不同,王元化沒有單一的師承,雖然他説自己的四位影響很大的老師——汪公嚴、韋卓民、任善培、熊十力,另外還有郭紹虞、周班侯,但我們知道這些老師並沒有系統地教過王元化:汪公嚴指導他讀《文心雕龍》等,韋卓民通信指導讀黑格爾,任善培指導讀古文和作文章,熊十力則指導佛學。郭紹虞為王元化推薦《文心雕龍柬釋》的單篇論文發表,周班侯指導他讀莎士比亞等英文著作。他是自學成才,轉益多師是吾師。他常常説自己讀的書並不多,甚至沒有你們(指他的學生)多,但是我只會精讀,完全理解了再用到實際的理論中。

王元化晚年在理論上的貢獻無不是在這一基礎上,進行反覆思考之後提出的。如:認識到五四以來的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以及庸俗進化觀點長久地影響國人思維方式。又如,被奉為理論指南的盧梭國家學説,對於公意的界定其實是凌駕於國家之上,被宣佈為更全面地代表全體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與要求。他還認識到人的力量和理性的力量並不是無所不能的,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為信念的人,自以為可以掌握真理,於是把反對自己的人,認作是反對真理的異端,不是把他們消滅就是把他們改造成符合自己觀念的人,這將會帶來嚴重的後果。他認識到一國的學術風氣將成為其社會風氣的起源,學術會影響社會風氣。

上述的理論探討延續的是一條中國式脈絡,是他從中國思想史演繹出來的。到了晚年,他認為,激進思潮可以追溯到王陽明後期,到了泰州學派形成了一種反傳統的思潮,盪滌一切。這樣一來,他把五四的反傳統思潮上溯到四五百年前。最後的歲月中,他認識到學術風氣會影響社會風氣,對此並聯繫到中國的實情,他有點悲觀。當然他的悲觀不是像韋伯那種“輕蔑式的悲觀主義”(林毓生語),而是更加類似於史華慈的積極進取,“在面臨這種排他性物質主義的宗教日益猖獗的優勢時,更要好好估量一下我們的人文資源對於當下及未來的意義和用處”。

王元化是用生命(包含了他人難以替代的革命和劫難的經歷)去解釋、體認、證悟獨立精神的思想者。王元化生前反對人們用“南王北錢“或“南王北李”來概括學術或思想界的現象,因為他那獨特的用生命來證悟獨立精神的風格和特點是這些簡單的概括無法涵蓋的。從學術思想上來説,他既獨立於權力和權威,又獨立於公眾輿論,他是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